8月31日，CBA新賽季報名截止日如期而至，備受輿論關注的周琦未能完成報名。雖然周琦在8月29日通過個人微博果斷宣布退出本賽季，但不想在中國籃球賽場上再輸更多的人還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周琦能在最后一刻報名?，F在幻想破滅了，周琦將錯過本賽季的前半段。不過理論上，周琦還是有機會在賽季中期通過交易窗口進行注冊，從而趕上下半場的比賽，但前提是新疆男籃允許周琦成為自由球員或者限制自由球員。

從上賽季開始，CBA增加了賽季中期交易窗口，只接受球員交換和自由球員認領兩種業務。球員必須在賽季前注冊，而周琦的情況并非如此。自由球員聲稱必須是自由球員或限制自由球員，但如果你想獲得自由球員身份或限制自由球員身份，必須得到新疆男籃的許可。假設周琦或第三方俱樂部通過提供誠意籌碼說服新疆放棄周琦續約的獨家權利，周琦可以恢復自由球員身份。新俱樂部可以通過自由球員申請注冊，周琦可以在新賽季后半段出場。通過自由球員的說法，理論上這是周琦趕上新賽季后半段的唯一機會。

周琦事件發酵了幾個月，經歷了三個階段：“CBA聯賽調解——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合議庭仲裁——中國籃協仲裁”。周琦的核心訴求是自始至終尋求自由球員，但在一路訴求的過程中，輿論關注從最初關于新疆是否有權續約周琦、周琦對新疆違規行為的報道是否屬實的爭論，升級到了CBA頂薪獨家續約權是否是一部不良法律的討論。悄然間，周琦奮斗的對象已經悄然從母隊新疆男籃擴展到了整個CBA聯賽。這些變化可以從周琦團隊和周琦本人最近的幾次發言中看出。

在向中國籃協提交仲裁申請后，周琦隊告訴新華社，“球員表現的前提是俱樂部能夠保護球員的合法權益，遵守法律法規運營。我們始終堅持為包括周琦本人在內的籃球運動員的合法權益而戰。我們不同意CBA聯盟出具的調解意見，對五位俱樂部股東代表組成的合議庭在調解過程中的合法性以及本案調解結果的公正性持保留意見?！痹谥袊@協要求周琦補充更多證據后，周琦本人在宣布本賽季退出CBA的微博中寫道：“我宣布退出整個賽季，堅持維護球員的合理合法權利。這是我作為球員的責任。希望我的事情能夠讓CBA聯賽更加規范，真正保障球員的合理權利.“這些表述就像是在敦促CBA聯賽的規則更加規范，作為CBA球員的意見領袖。一些媒體則認為周琦是“中國的博斯曼”

很難預測周琦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博斯曼。要知道，博斯曼本人長期無球可打，晚上的場景非?；臎?，“博斯曼定律”的雙刃劍效應也是一言難盡。雖然徹底激活了歐洲球員的流動性，但也加劇了足球俱樂部生活條件的兩極分化，歐洲中小足球俱樂部每況愈下。此后，歐洲足壇不得不對規則進行各種修正和修訂，以保證中小足球俱樂部的青訓利益。

縱觀世界頂級職業體育賽事，從來沒有完美的規則，只有逐漸完善的規則?；仡機BA球員注冊規則的演變歷史，你會發現目前的CBA球員注冊規則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早年，CBA球員不僅很難獲得自由球員身份，而且薪水也不透明，同一級別不同俱樂部的球員薪水相差很大。當巴特爾在新疆男籃的年薪被報道高達400萬時，遼寧隊和江蘇隊同期球星的年薪只有30萬到50萬，導致很多球星心理失衡，寧愿坐以足球監督的身份，也不愿意為轉會而大驚小怪。相比之下，雖然如今CBA的頂級球員依然很難自由轉會，但通過標準合同，尤其是工資帽規則的實施，CBA球員的整體流動性相比過去有了明顯的提升，同級別球員可以拿到幾乎相同甚至相同的年薪，這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成立于1995年的CBA聯賽才26歲，正處于職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各方面的規則都不完善，難免有爭議。但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每一場爭議和鬧劇都得到妥善解決，實際上促進了聯賽規則的逐步完善。因此，周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更多人耐心學習CBA規則，有助于聯賽規則的普及和普及。至于周琦能否成功迫使CBA改變規則，CBA能否效仿NBA用限制性自由球員制度取代獨家簽約權，CBA能否像NBA一樣成立球員工會并參與規則制定，這些都將是本文的重點。

CBA注冊規則演變史：從優先注冊權到獨家簽約權，保護青訓成出發點

為了謀求自由球員的身份，周琦按照規定經歷了三個階段：“CBA聯賽調解——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合議庭仲裁3354中國籃協仲裁”。這一仲裁過程也變相推動了CBA規則的普及。經過一番規則研究，很多人震驚地發現，在現行的CBA球員注冊管理辦法下，依靠合同到期后的獨家簽約，

約權，球員理論上將永無自由球員身份。于是開始紛紛抨擊CBA的注冊規定是惡法，并呼吁CBA應該效仿NBA，在球員合同到期后，用“受限自由球員”來取代“獨家簽約權”，讓更多球員可以自由轉會。

每逢CBA出現爭議事件，國人就會第一時間將其與NBA進行對比，并通過NBA的相應規則來評判CBA的爭議。誠然，NBA是目前全球職業化程度最高、規則體系最成熟的籃球聯賽，但這并不代表著CBA可以全盤照搬NBA的規則。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NBA和CBA的人才來源渠道就有著明顯的差異。

NBA主要是通過選秀大會來招募NCAA高材生以及全世界的青年才俊，俱樂部無需向NCAA支付人才培養費用，只有當個別海外頂級潛力股需要買斷合同時，俱樂部才可能會支付最高50萬美元（后升至65萬美元）的買斷費。從人力資本產權角度，NBA俱樂部對NBA球員只有合同期內的有限使用權，而不具備產權。而堅持投資青訓的CBA俱樂部則不僅對運動員擁有使用權，同時也享受人才資本產權。

CBA的球員早年主要靠各省體育局的梯隊培養，并獲得編制，享受體制內的各種福利，即便是退役后也能在體制內繼續工作。隨著市場經濟制度徹底確立，CBA球員則主要靠CBA俱樂部自身的三級梯隊自行培養，尤其是最近十五年，俱樂部成為青訓的主要投資方，并為此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了說服一些好苗子加盟，不僅要開出不菲的簽字費，甚至還要為其父母親朋安排工作和提供生意上的便利。并且，一批青年隊中往往只有一到兩人能夠真正打出名堂，所以俱樂部自然不希望這些花費巨資培養的好苗子能被別人輕易挖走。

我國體育主管部門一直都非常重視通過注冊制度來保護各省市地方隊投資青訓的積極性。早在國家體委時代，各省隊之間、省隊和軍隊之間不時就會因為爭奪球員歸屬權而爆發沖突，所以國家體委在1994年初就出臺了非常系統的《全國運動員注冊管理辦法》，各項目協會則據此又制定各自運動項目的注冊管理辦法。1995年出臺的《體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單項體育協會對本項目的運動員實行注冊管理，運動員必須在所屬協會進行注冊方可參賽。此后，運動員注冊管理辦法不斷更迭完善，但核心出發點始終如一，即，保護人才培養機構的青訓積極性，嚴防第三方挖角。

在明白了這一基本原則后，你就發現，過去三十年，中國體育運動員注冊管理辦法的核心主旨是界定清晰運動員的人力資本產權歸屬，從而便于管理，而非推動人才加快流動。在地方體育局培養運動員時代，運動員注冊制幾乎稱得上大獲成功，很多運動員從十歲到六十歲都一直待在同一單位。而中超、CBA等聯賽開啟職業化進程后，越來越多的俱樂部選擇獨立投資建設三級梯隊，如此一來，培養的青訓人才產權就屬于俱樂部所有。

這一時期，為了保護俱樂部的青訓積極性，2003 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制定了《全國運動員注冊與交流管理辦法（試行）》（體競字[2003]82號。各單項體育協會則據此又推出了各項目的運動員注冊與交流管理辦法，其中的一大創新就是優先注冊制。以中國籃協制訂的《全國籃球運動員注冊與交流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為例，該《細則》第十七條規定：注冊單位與運動員簽署的代表資格協議期滿后， 該注冊單位享有對該運動員的優先注冊權。上一份合同，球員效力1-3年，優先注冊權期限為12個月；4-6年則優先注冊權期限為24個月；7-9年，則優先注冊權期限為36個月。

優先注冊權的出臺，可以確保俱樂部在合同到期后仍可以繼續優先續約，所以很多俱樂部可以像過往一樣繼續留住想要留住的運動員，直到主動放棄為止。但鑒于運動員不流動，聯賽缺乏競爭力，所以中國籃協又推出了倒摘牌制度，要求每個隊每個賽季開始前只能保留10-11人，剩余球員進行掛牌，所有俱樂部按照成績優劣進行倒摘牌，但各俱樂部掛牌的往往都是龍套選手，所以，倒摘牌制度也并未能真正激活運動員的流動。

優先注冊權的出臺讓CBA球員幾乎無法成為自由球員，為此一些球員在合同到期后被迫選擇“自廢武功”、“坐球監”、“自我休克”等類似極端做法來熬過優先續約期，但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靠“自廢武功”而獲得自由身的知名球星是2007年的巴特爾。

巴特爾在2005年從NBA返回CBA，并與母隊北京首鋼簽約一年。2005年夏，巴特爾向北京首鋼提出，自己希望先赴美治療傷病，然后再赴歐洲打球，大氣的北京首鋼痛快地同意了這一請求，并提供了11.62萬元的醫療費用。但沒想到的是，這是巴特爾變相尋求恢復自由球員身份的脫身之計。

上文所提及的《全國籃球運動員注冊與交流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第十七條顯示，如果球員在上一份合同中只效力1-3年，那俱樂部就只享有12個月的優先注冊權。根據這一規定，只和首鋼簽約一年且已到期的巴特爾只需要一年之內不注冊即可恢復自由身。最終在2007年夏，巴特爾如愿恢復身，并在一眾追求者中與新疆男籃簽下年薪高達400萬元的合同，大呼上當的北京首鋼向中國籃協請求仲裁，但中國籃協根據規則，只能判定巴特爾為自由球員。

此后，不少球員都試圖通過“自廢武功”這類似極端做法來謀求自由身，江蘇的吳楠、唐正東等球員均曾選擇這一模式，但由于他們的關系隸屬于江蘇省體育局，在江蘇省體育局的干涉下，最終未能如愿。針對球員在合同紛紛選擇“自廢武功”這一亂象，中國籃協在2014年推出《中國籃球協會俱樂部、運動隊、運動員和教練員注冊管理暫行辦法》，球員為謀求自由身而“自我休克”的方式無效，徹底堵死了這一漏洞。

回顧中國運動員注冊簡史后，你就會發現，不僅僅是籃球，幾乎所有青訓體系出身的運動員，都很難獲得自由身份。具體到CBA領域，絕大多數青訓出身的球員不僅無法獲得自由球員身份，更重要的是，沒有資格和俱樂部進行薪水議價。特別是江蘇、遼寧等體育局參股的俱樂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當家球星的年薪不過三、五十萬元，和同級別的球星比起來非常寒酸，所以那些年間，從唐正東、胡雪峰這些球隊領袖到吳楠這種年輕球員，每次合同到期都會抗爭一番。

回顧往昔，再看當下，CBA現行的注冊管理辦法和標準合同已經在推動球員自由流動和薪水平等透明方面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比如郭艾倫等一些過往薪水明顯偏低的球星，如今則可以在新規則下名正言順地拿到頂薪的最高額度，薪水不再與同級別的球星相差太遠。CBA最近兩個賽季不僅對球員的注冊合同類別和年限進行公示，而且通過工資帽的平衡，也推動球員進行大規模的流動，甚至連正值當打之年的常規賽MVP王哲林都如愿進行轉會，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當然，由于CBA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管辦分離的道路還正在逐步探索，整個籃球大環境都處在新舊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制度建設往往很難跟上最新出現的實際問題。特別是當大量自主意識徹底覺醒的95后球員開始成為CBA主力時，CBA規則在下一階段修訂時確實應該更加人性化，規則對青訓的保護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度。

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CUBA球員通過選秀大會進入CBA，CBA應根據實際情況對大學生球員制訂更加合理的續約機制，在獨家簽約權使用方面不能將其等同于青訓球員。一旦未來CUBA真正成為CBA的最主要人才供應渠道，各俱樂部無需再為青訓而大力投資時，CBA理應逐步放開球員自由轉會市場。不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CUBA的發展之路還任重道遠，短期內，青訓仍將是CBA最主要的人才渠道，這一局面一天沒有改變，CBA的注冊規則相信就很難做出重大調整。

CBA暫時無法成立球員工會，球員話語權與聯賽盈利能力正相關

CBA現行的頂薪獨家簽約權理論上可以讓球員一輩子都無法獲得自由球員身份，這讓很多長期浸淫NBA聯賽規則的國人覺得不可思議。而細究CBA標準合同的制訂過程，球員未參與其中被認為規則存在爭議的原因之一。畢竟，在NBA勞資協議談判中，球員工會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旦訴求無法滿足，立時就可以宣布聯賽停擺。

據體育大生意了解，CBA聯盟現行的球員標準合同，主要是以中國籃協過往的球員注冊管理辦法為基礎，同時借鑒了NBA的勞資協議，既參考國際先進經驗又結合了中國的具體國情。在研討過程，中國籃協、CBA公司股東、法律顧問等各方專業人士均參與其中，既確保規則傳承有序，又讓改革穩步推進，還不能與現行法律相違背?？傊?，單論其研討制訂過程不可謂不縝密，唯一的遺憾就是CBA球員并沒有參與到其中。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到我國現行法律法規，CBA目前無法像NBA一樣成立球員工會，自然也沒有NBA球員工會那種途徑來代表所有球員來參與規則制訂。

早在2015年，中國籃協曾提出擬設CBA球員工會。每支球隊可推薦本隊的一名球員作為球員工會的成員。但隨后中國籃協通過向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相關業務咨詢，被告知，在我國現行的法規制度下，不允許成立成立類似球員工會這種以職業來劃分的工會（類似的比如教師工會、清潔工工會）。

此外，NBA球員工會的很多權利與我國《勞動法》等法律相違背，這也決定了CBA無法成立類似NBA球員工會的相關組織。一個最顯而易見的點就是，NBA球員工會的撒手锏就是，一旦訴求無法得到滿足后就可以罷工停賽，但我國《勞動法》從1994年問世以來，雖然多次修訂，但從未包含“罷工”二字。

雖然CBA無法成立球員工會，但中華全國總工會鼓勵成立球員關系委員會等組織，用于共建和諧勞動關系、探索集體協商機制。2016年，為貫徹落實《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人社部會同教育部、體育總局、中華全國總工會曾聯合下發《關于加強和改進職業足球俱樂部勞動保障管理的意見》， 其中就提出，鼓勵足球俱樂部建立集體協商機制、引導俱樂部依法建立工會組織，發揮工會在組織動員球員與俱樂部共建和諧勞動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法開展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探索集體合同發生爭議時的協商處理辦法等涉及球員等勞動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這些都屬于政策鼓勵探索的方向。

未來，CBA可以通過探索球員關系委員會等形式來加強與運動員的互動，在規則制訂時盡可能聽取球員的意見和建議。不過，客觀而言，按照我國的現實情況，球員很難在規則制定中獲得像NBA球員一樣的話語權。一個顯而易見的字面差異就是，CBA的球員管理規則叫球員注冊管理辦法，管理辦法是自上而下的，而NBA則叫勞資協議，是真正的勞資雙方談判達成的協議。在這些字面差異的背后，則是中美國情的差異。

即便是如今可以和資方平起平坐的NBA球員工會，也是經歷了數十年的斗爭方才取得了如今的地位。成立于1954年的NBA球員工會在最初十年內根本得不到官方的承認，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當時NBA盈利能力低下，球員的年平均工資只有8000美元。

并且，NBA老板們在聯賽創立的最初三十年間，同樣堅決反對球員自由轉會，即便NBA球員都來自于NCAA，并非這些老板培養，但在簽訂合同后，球員們被視為是球隊最寶貴的財產，通過合同條文極力限制球員轉會。直到1976年NBA球員工會主席奧斯卡-羅伯特森堅決起訴，最終通過法院的反復磋商，這才迫使NBA引入了完全自由球員規則，即球員合同到期后，球員可以聽取其他球隊的報價，母隊只有提前續約合同才可以留住選手。

事實上，直到1984年，當NBA開始逐步扭虧為盈后，NBA老板們才開始允許建立起初期的勞資協議談判模式，但依舊是資方占據主導權。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NBA徹底進入盛世，球員不僅薪水大增，而且開始有底氣進行罷工停擺，1994年是NBA官方承認的第一次勞方主動發起的停擺。

通過NBA球員工會的斗爭歷程你會發現，NBA球員工會權利的逐步壯大，主要是伴隨著聯賽收入規模的持續上升。只要當老板們真正能夠通過聯賽實現盈利，才會在發薪之余愿意給球員更多的權利和福利，這一現象在各行各業都肉眼可見。

當前，CBA聯賽各家俱樂部一直處于虧損狀態，而疫情更是加劇了聯賽和俱樂部的運營難度，在2020-2021賽季，CBA平均每家俱樂部分紅下降至1600萬元，由于賽會制比賽，各家俱樂部的票房收入為零，分紅成為球隊的主要收入支柱，虧損狀況更是慘不忍睹，這也是CBA新賽季頂薪最高額度從最初的800萬降至600萬元的直接原因。在這種情況下，CBA和當初處于虧損狀態的NBA一樣，都很難給予球員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動權。

放眼全球頂級體育賽事，規則是否合理，往往都視其是否符合聯賽發展實際情況。而伴隨著規則的每一次調整和平衡，都需要內、外部條件陸續成熟，不僅需要司法救濟等外部強勢力量的干預，更重要的是需要聯賽自身的盈利能力必須逐步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周琦事件恐怕很難推動CBA修訂規則。